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國際媒體紛紛注意到，中國正在加速數字化轉型，應對抗疫大考。這不僅有助于提高中國經濟和社會“免疫力”，更可能成為經濟長期發展的全新增長源。

　　國際媒體眼中，中國已然成為全球最大的數字技術應用場：法新社報道了8.5億移動互聯網消費者如何挽救零售業，《紐約時報》報道了一位盒馬鮮生騎手在武漢為線上顧客運送食物和希望，西班牙《國家報》報道了5000萬學生在“釘釘”上復課，《南華早報》報道了一家八成線下門店關門的連鎖超市如何實施數字化火線轉型……

　　一邊是清冷的大街小巷，一邊是火熱的線上云端，這一“冷熱”并存的戲劇化場景，是特殊時期中國經濟數字化活力的映射，也預示其仍待開發的巨大潛力。

　　數字化技術和應用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國，發揮了多層次、多維度作用。

　　首先，數字經濟托底作用顯著。在2003年非典時期尚不存在的網絡零售，如今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已逾四分之一。除在線零售外，云端辦公、學習，線上觀影、看展，在線游戲、娛樂，以及O2O外賣等在疫情期間均實現爆發性增長。

　　其次，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為防疫提效。對流動人員的“碼上管理”大幅提升了管理效率；AI算法和云計算縮短了疑似病例基因分析和CT影像判讀時間；在線問診、發熱門診地圖等應用程序便利病患就診；地方政府和企業采用的“數字防疫系統”在精準防疫同時加速了復工效率。

　　再次，數字化抗疫也實現了治理增益。和非典時期相比，中國更大的經濟規模、更多的流動人口、更多元的需求結構給現代化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借助數字化力量，敏捷治理和精細化治理成為可能。例如，疫情期間的“不見面審批”、通過數字平臺提供政務服務、通過“五色圖”等疫情地圖差異化引導復工、通過“三色碼”進行區別化人員管理等。

　　經濟托底、防疫提效、治理增益——在應對疫情期間，數字化增強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免疫力”。而令這一切在短時間內得以發生的前提，是非典以來中國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數字經濟的壯大，以及阿里巴巴、騰訊等一批數字平臺企業的異軍突起。

　　疫情之后，對企業來說，數字化戰略不再是“可選項”，而是“必選項”。這不僅涉及生產、物流和銷售渠道的數字化轉型，更涉及與之匹配的組織和管理的數字化轉型。對大眾來說，數字化的意義也將不僅限于網上消費和娛樂，還包括數字化學習、溝通、工作等在內的數字化生活方式。對政府來說，數字化成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必要一環。

　　回顧全球經濟發展史，每一次危機都可能成為新一輪發展的催化劑，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促成日本汽車業崛起，而全球氣候危機催化新能源產業大發展。危機和發展總是結伴而來，因為危機帶來變化，而變化孕育發展。

　　變化已經發生。從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來看，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突破1萬美元，經濟的數字化升級是中國邁向高收入階段的關鍵一躍。環顧全球，數字化轉型也將成為繼工業化、信息化之后又一次國際發展競賽的突破口。擁抱數字化，加速跑，莫遲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