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運營體系方面，人民銀行數字貨幣采取的是雙層運營體系。

　　雙層運營體系，是人民銀行先把數字貨幣兌換給銀行或者是其他運營機構，再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

　　由科技巨頭發起的商業數字貨幣話題持續不斷，與此同時，全球央行對于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究也在穩步推進。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無疑走在了前列。CF40特邀成員、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長春在日前舉行的第三屆“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透露，人民銀行數字貨幣已呼之欲出。

　　人民銀行數字貨幣呼之欲出

　　臉書(Facebook)發行虛擬貨幣項目Libra一事，是最近市場熱議的話題之一。

　　在伊春論壇上，CF40特邀成員、國家外匯管理局總會計師孫天琦在提及Libra時表示，在我國，資金跨境不能無因劃轉。基于資本項目開放進程和匯率市場化進程，外匯管理的一個基礎要求是，強調外匯交易要有真實交易背景，目前在我國由銀行對交易真實性進行審核。而Libra可能對這一基礎要求形成挑戰。

　　“從Libra公布的技術特點看，Libra是C2C(個人與個人間)的，由誰來落實對交易的跨境交易真實性審核，以及技術上如何在數字環境下區分交易是境內還是跨境，是發生在境內主體之間還是境內主體與境外主體之間，這些都是新課題。”孫天琦說。

　　孫天琦建議，將Libra視作外幣，納入我國外匯管理整體框架。首先，Libra和人民幣之間的兌換，須符合結售匯規定;其次，以Libra為媒介的跨境收支交易須有真實交易背景;再次，可用于我國已承諾的完全可兌換的經常項目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等交易，以及資本項下已經開放的交易，同時須遵守現行外匯管理規定。

　　在由科技巨頭發起的商業數字貨幣引發全球探討的同時，全球央行對于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究也正在穩步推進。有關媒體援引國際清算銀行今年1月發布的報告稱，參與調查的全球央行中，有70%正在參與或將要參與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的工作或研究。

　　目前全球對數字貨幣的研究中，中國是走在前列的。不久前，人民銀行召開2019年下半年工作電視會議，提出加快推進我國法定數字貨幣(DC/EP)研發步伐。“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現在可以說是呼之欲出了。”穆長春在上述論壇上透露。

　　據他介紹，在運營體系方面，人民銀行數字貨幣采取的是雙層運營體系。單層運營體系，是人民銀行直接對公眾發行數字貨幣;而雙層運營體系，是人民銀行先把數字貨幣兌換給銀行或者是其他運營機構，再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

　　選擇雙層運營體系有其背后的邏輯。穆長春解釋稱，單層投放框架下，人民銀行直接面對公眾投放數字貨幣，相比商業銀行存款貨幣，數字貨幣在人民銀行信用背書的情況下，競爭力優于商業銀行存款貨幣，會對商業銀行存款產生擠出效應，影響商業銀行貸款投放能力，增加商業銀行對同業市場的依賴。這種情況下，會抬高資金價格，增加社會融資成本，損害實體經濟。

　　網絡平臺發展不能單靠“燒錢”模式

　　數字貨幣其實由來已久，為何Libra的問世，格外引發關注?這與其發起人臉書關系密切。作為數字經濟壟斷性的科技公司，臉書憑借覆蓋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用戶數，擁有龐大的網絡效應。

　　因此，在伊春論壇上，金融科技的發展也是被熱議的另一大話題。“我們未來可能會生存在一種市場存在扭曲的狀況下。”中國金融學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表示。在他看來，市場扭曲的出現與金融科技的發展是有聯系的。

　　周小川指出，在IT技術和網絡化發展過程中，經濟生活中的許多環節開始出現網絡效應，可能帶來“贏者通吃”效應，因此引發競爭手段的變化。過去傳統的市場競爭，主要是規模效應遞減;但現在，越來越多的行業呈現規模遞增效應。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規模遞增，而是由網絡效應所帶來的。

　　“與此相關的是，在競爭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通過‘燒錢’占領市場份額、擴大流量的做法。”周小川認為，這些做法沒有太多可非議的，但會對經濟學和經濟分析提出重要挑戰。

　　對此，CF40學術顧問、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認為，科技金融最合理、有效的發展路徑，應該是網絡數據平臺跟各種產業鏈金融相結合。他指出，在消費互聯網時代，一些網絡平臺公司的盈利模式往往靠“燒錢”取得規模優勢，或者靠廣告收費取得一定壟斷效益。但在產業互聯網時代，這一路徑或許再也走不通。

　　黃奇帆表示，在產業互聯網時代，一個有作為的網絡數據公司，如果“分心”去做金融業，一是要有金融企業所需具備的充足資本金;二是要有規范的放貸資金市場來源;三是要有專業的金融理財人士，還要受到監管部門的嚴格監管。

　　“合理的網絡數字平臺，應通過五種渠道取得效益、紅利。”黃奇帆表示。一是通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的應用，提高金融業務工作效率;二是實現數字網絡平臺公司和金融業務的資源優化配置，產生優化紅利;三是通過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運籌、統計、調度，降低產業鏈、供應鏈的物流成本;四是由于全產業鏈、全流程、全場景的信息傳遞功能，降低金融運行成本和風險;五是將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紅利，合理地返還于產業鏈、供應鏈的上游、下游、金融方和數據平臺經營方，從而產生萬宗歸流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趨利的集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