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采集了消費者的偏好信息及愿意支付的價格，企業被賦予了價格歧視的權力，它們可以向那些對產品價值評價更高的消費者或選擇空間較小的消費者收取更多費用。

　　價格歧視不僅有失公允，也給經濟的運轉效率拖了后腿，因為標準經濟理論是建立在無歧視性定價的基礎上的。 對于同一件商品，每個人所支付的價格應該是相同的，但是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可以令不同的人支付不同的價格。 因此，大數據和人工智能讓高科技企業分了更大一杯羹，而社會其余成員（如普通消費者）的處境卻更加艱難。例如，史泰博（Staples）已經被證明可以得知居住在特定郵政編碼區域的居民附近是否有與其類型相同的商店，如果該地區沒有的話，史泰博就可以對網上訂單收取更高的費用。

　　保險企業也同樣知道客戶的郵政編碼，并且會根據郵政編碼收取不同的保費。它們不僅根據客戶的郵政編碼收取不同的費用，更是利用市場勢力榨取更多利益。事實上，像上述這樣通過郵政編碼區別定價的案例主要針對的是少數族裔，因此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已經被證明是施行種族歧視的新道具。 21世紀的數字經濟擴大了企業對目標消費群體的影響力， 使它們可以輕易地找到消費者的弱點。

　　例如，人工智能可以辨別出容易對賭博上癮的人，人們可能會被別有用心的組織蠱惑去拉斯維加斯或者就近的賭場（賭博）。正如社會學家澤內普·圖費克奇反復強調的那樣，人工智能可以利用人們對諸如新鞋、手提包或者海濱旅行等非理性的渴望，向消費者提供有針對性的信息，導致人們大肆揮霍金錢，使感性的自我壓倒理性的自我。 諾貝爾獎得主理查德·塞勒在他的研究中描述了人們內心中感性自我和理性自我斗爭的過程。

　　新技術放大了人類軟弱的一面，而更讓人擔心的是，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可以幫助企業近乎完美地洞察人類的弱點，并據此調整未來的戰略方向，以實現更大程度上的利益最大化。 大數據在很多科研領域中也十分有價值。一家基因企業收集的數據越多，它就越有能力分析一個人的DNA，并檢測出某些特定基因序列。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傾向于盡可能多地收集個人數據，拒絕將這些數據分享給其他人。

　　從下面一則故事中可以看出，在企業追求利潤的過程中，生命的凋亡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附帶損害。“人類基因組計劃”始于1990年，是一個致力于破譯人類基因序列的偉大國際工程。該工程于2003年圓滿結束。但是一些私人企業意識到，如果它們能走在這個項目的前面，就可以將破譯出來的基因編碼申請專利，進而牟取暴利。例如，猶他州的麥利亞德（Myriad）獲得了BRCA1和BRCA2兩種基因的專利，并開發了一項基因測試技術來檢測這兩種基因的攜帶者。

　　這項檢測十分有價值，因為攜帶這些基因的女性罹患乳腺癌的概率很高。麥利亞德開始漫天要價，診斷費用從2500美元漲到4000美元，后者相當于整個基因組測序的成本。高昂的價格超出了很多人的承受范圍，但麥利亞德的診斷不僅價格昂貴，其檢測技術也和其他所有測試技術一樣并不完美。與此同時，耶魯大學的科學家開發了一種號稱結果更準確的檢測技術，他們愿意以低廉的價格向公眾提供基因診斷服務。而作為該專利的“擁有者”，麥利亞德卻不愿意他們這么做。

　　它之所以拒絕，并非僅僅因為利潤受到損失，更是因為它需要數據。幸運的是，這個故事的結局是圓滿的。分子病理學協會起訴了麥利亞德，協會認為天然的基因是不應該獲得專利保護的。2013年6月13日，在一次歷史性的判決中，美國最高法院一致做出裁決，否決了麥利亞德的基因專利。

　　自那以后，基因診斷檢測的價格下降了，而且質量上升了。這個例子將專利對技術創新產生的負面影響體現得淋漓盡致。 當然，為了摸清客戶的偏好，以便于榨干每個客戶的最大價值，企業必須掌握大量數據，這意味人們會喪失個人隱私。雖然有些人會認為，只要沒做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有沒有隱私其實沒什么關系，但這種想法毫無疑問是錯誤的。因為任何一個收集了大量關于他人數據的人（或者組織）都有可能將部分信息泄露出去，個人信息的安全性將受到威脅。

　　如今，大數據及信息技術的進步可以讓企業和政府輕松地構建一個巨大的電子檔案庫。 有些人對此感到慶幸，因為美國的大數據技術掌握在像谷歌、Facebook或亞馬遜這樣的私人企業手中，而非政府。我并不認為這是件好事，一旦考慮到網絡安全的問題，公共和私人之間的界限就變得十分模糊。愛德華·斯諾登的爆料告訴人們，美國政府已經掌握了大量個人的信息，而且美國國家安全局可以輕易獲取任何私人企業擁有的數據。

　　此外，有關Facebook收集大量客戶數據的意圖、它將部分數據披露給其他機構的舉動（如劍橋分析企業），以及它為保護數據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是否到位）——這一切都讓人感到毛骨悚然。 簡而言之，我們必須關注個人隱私。在這個時代，隱私和權力是密不可分的。擁有大數據技術的企業早就明白了這個道理，而作為它的狩獵對象，大多數消費者似乎對此無知無覺。

　　這種科技強權有很多種表現形式。人們已經注意到像Facebook、亞馬遜和谷歌這樣的信息巨頭會通過信息優勢來鞏固自己的市場占有率，排擠競爭對手，并將自己的市場勢力滲透到其他各個領域。由于這些企業在數據上占據絕對優勢，競爭對手幾乎沒有進入市場的空間。經濟理論和過去的歷史告訴人們，“老牌”壟斷者缺乏創新的動力，它們更樂于鞏固和拓展自己的市場勢力，而不會耗費精力研究如何更好地為他人服務。